深度解密换头术：是医学骗局还是科学奇迹？

手术成功的首个迹象是斯皮里多诺夫睁开眼睛或动动嘴。但医生会密切关注其它颈部以下的自主运动，例如，看看他能否弯曲手指或脚趾。医生们希望观察到大脑发出的运动信号跨越脊髓经切断又接合后的巨大障碍以让新躯体复活的迹象。运动信号是斯皮里多诺夫的意志在电信生化层面的体现。

任晓平的手术方法与卡纳韦罗略有不同，两人对科学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任晓平更为谨慎。虽然他认为卡纳韦罗很有才华，但他似乎被卡纳韦罗的一些举动激怒了。

例如，卡纳韦罗声称该手术的成功几率“高于90%”，并承诺，斯皮里多诺夫在术后将恢复走路和性行为的能力。任晓平绝不会发表如此明确的言论。当卡纳韦罗对外公开猴子头部移植手术的照片时，任晓平也并没有感到激动。他并不避讳谈及这场手术，他向采访者展示了实验室中的猴子头骨——头骨是棕色的、略带粘性，仍与软骨连接。但他知道，与灵长类动物相关的研究是十分敏感的，卡纳韦罗公开的照片引发的又大多是负面的关注，这让他的生活备受困扰。

对手术的实施进度，他们也产生了分歧。卡纳韦罗首次对外公开手术计划时，声称将在2017年后期进行手术，地点很可能定在中国。他希望在圣诞节前后实施手术，因为神的力量或许会支持他。但他最近又承认，他的团队或许需要更多时间，因为中国政府还未给予批准。但他坚持，两年内获得中国或某个其它国家的政府批准后，他们有望成功完成手术。

任晓平负责大块的实际研究。他拒绝对手术日期做出具体承诺，他表示，在2017年后期做手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项初步实验都进展顺利后才能够实施换头手术。他的团队仍然需要从数百只老鼠身上收集数据，对更多体型更大的动物（很可能是狗）展开移植实验。任晓平也打算在最终测试中使用人类尸体，即交换两具已经脑死亡的人体的头。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数月，或者数年。任晓平参与的首次手部移植手术的前期工作历时两年，参与该手术的有20名外科医生，而不是80名。

斯皮里多诺夫也不希望尽快接受手术。他对科技和卡纳韦罗的信念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他依旧持审慎的态度，他表示，他并非报名接受一场“昂贵的安乐死”。他说，“只有看到接受手术后的猴子或老鼠能够移动并存活数月、数年时，我才会接受手术。”

迄今，任晓平的团队实施动物头部移植手术仅仅是为了证明相关理论的可行性，他们通常在手术后的一天内就对实验对象实施安乐死。未来的实验将延长这些生物的存活时间。更重要的是，神经科学家们不断地发起质疑。我们以几个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为例：聚乙二醇能够融合动物的神经细胞，但没人知道在人类体内能够实现重新接合的细胞比例是多少。此外，没人知道这些细胞在融合后能否正常发挥功能。对于要融合哪些细胞，医生们没法控制，因此原本控制双腿的神经细胞有可能最终和控制胳膊的细胞融合在一起。

对于每项异议，任晓平和卡纳韦罗都能够通过援引某项实验来证明，未来他们能够克服这些问题。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人体脊髓中某些细胞未受损的比例仅余20%，依旧能够执行基本的运动功能。因此，哪怕聚乙二醇未能融合五分之四的神经细胞，手术仍然有可能成功。而且，人类神经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在针对胳膊神经受损的人展开的实验中，医生把胸部神经转接肱二头肌中，患者最终学会了移动手臂。通过练习，大脑或许能够克服被融合神经纤维的某些不协调现象。

在读完大量的科研论文后，我们可以想象斯皮里多诺夫在等待这般机会20年后，是如何艰难地或是迫切地说服自己同意接受这种手术。然而，虽然头部移植手术中每个步骤都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但每步的实施都相当棘手，而且外科医生需要在“终极手术”中准确无误地执行每个步骤，否则就可能导致患者丧生。这就好比奥运会中让花样滑冰选手连续完成六个三周半跳跃以及一个后空翻。不论这名选手多么出色，但观众还是会为她捏把汗。

从技术层面来探讨换头术，我们不应该错过一个关键的问题：哪怕这些尝试者能够成功完成手术，执行这类手术的必要性何在？

《大西洋月刊》的记者来到哈尔滨的前一周，香港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一则小报报道，称任晓平是“中国的科学怪人”。当任晓平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的采访时，他拿出了这份报道，其中有一些词语被他用笔标记成黄色。他一个一个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认可这些词：可怕、遮遮掩掩、令人憎恶、丧生道德良知。他似乎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接下来的数天采访中，他提及这篇报道的次数多达8次。

鉴于社会对该研究的敌对情绪，哪怕只是与之沾上一点关系的相关机构或个人也持有着谨慎的态度。当卡纳韦罗和任晓平去年秋天向《外科手术（Surgery）》杂志提交了有关大脑存储和脊髓接合的三篇论文时，《外科手术》的联合编辑迈克尔?萨尔（Michael Sarr，他是梅奥诊所的一名退休外科医生）采取了让编委投票这种不常见的做法来决定是否发表这些论文。编委中有三分之一投票表示应拒绝接收这些论文，三分之一愿意接收，而剩余的三分之一持中立立场。《外科手术》最终在今年7月份发表了这些论文，但发表的目的仅限于探讨相关技术能否成为外伤性脊髓损伤的潜在治疗方案。也就是说，杂志编辑们不想担上认可头部移植的骂名。萨尔表示，“仅仅想象一下所有伦理学家对此的疯狂争议就足够了。”

这并非首例：历史上几乎每次器官移植的新尝试都遭遇过激烈的反对。或许我们会觉得卡纳韦罗草率而鲁莽，但器官移植领域的开先河者何尝不是如此？严格意义上说，实施了首例人类心脏移植手术的南非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Christiaan Barnard）害死了首名器官捐赠者，她是一位脑死亡的女性。他未经她家人的同意就把她的生命维持系统移除，并向她注射了钾剂导致她被判定为“法定死亡”。而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只活了18天。理查德?劳勒（Richard Lawler）虽然成功地实施了首例肾脏移植手术，但他不仅被某些领域的人排斥，还得忍受国家泌尿组织的谴责。最近，脸部和手部移植引发了外科手术界的两极分化。批评者认为，这种手术丧失了道德良知，因为这类手术无法保证一定能拯救生命，而且接受手术的患者将不得不服用免疫抑制药物，这将提升患其它疾病的风险。还有些人预言，面部移植手术会对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捐赠者的家人可能会跟踪接受换脸的患者，买卖美丽面孔的黑市可能会因此兴起。但事实证明，面部和手部移植手术具有一定的成功概率，不过仍存在不利的方面。

（编辑：宁德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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